上海：青少年犯罪占比5年下降超8%
日前，在上海市综治委预青专项组、市综治办、团市委组织召开的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推进会上，一组最新数据惹人注意。上海25岁以下青少年犯罪占犯罪总人数比例由2012年的27.15%下降到2016年的18.76%，未成年人犯罪占犯罪总人数比例由2012年的3.39%下降到2015年的1.51%。
超过8%的青少年犯罪占比下降程度，成绩突出。上海是特大型城市，常住人口超过2400万人，控制犯罪，尤其是预防青少年群体犯罪，颇具挑战性。
社区里的闲散失业青少年、职校技校里调皮难管的孩子、因中轻度违法犯罪被判缓刑或附条件不起诉的青少年、父母离异遭遇家庭破裂的孩子……以往，单靠司法机关、团组织通过自身基层组织、人员为上述“老大难”青少年群体提供服务——任务重、专业性强、人手紧张。
如今，针对不同类型的青少年群体，社工介入的作用逐步显现。“它就像填补建筑物缝隙的水泥一样，关注到那些所谓‘边边角角’的、容易被忽略的青少年和问题，意义重大，值得全国推广。”华东政法大学婚姻家事法与妇女权益保护法研究中心主任李霞说。
上海市委政法委、市综治办、团市委从2003年就开始尝试引入专业社工参与预青工作;2012年，上海成立了“市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专项组”，明确了27家单位作为成员;去年年底，全市16个区、221个街镇都建立了预青专项组制度和机制。“这项机制，现在正在发挥重要作用。”团上海市委党组成员、上海市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办公室主任周建军说。
为职校、技校学生“去标签”
职校、技校学生，通常被认为是一群“考不上高中”的差生。根据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虹口区工作站曲阳社工点组长叶露吟的观察，给职校生、技校生贴上这样的“标签”并不合适，“他们可能学习成绩方面有些差距，但他们在为人、处事、社会责任意识上，并不比同龄人差。”
叶露吟是上海在本轮共青团改革中，为街道团组织配备的一名专职社工。2016年，根据全市预青工作的统一部署，她同时成为辖区里南湖职校二分校驻校社工。整个虹口区，共有4所中专学校向预青工作组提出了社工驻校需求，涵盖200名在校学生。
每周，小叶有1~2天时间，在南湖职校二分校办公，直接为学生提供服务。
“学生比较讲义气，江湖气息比较重。有的孩子会相约通宵KTV唱歌或者通宵打游戏。”驻校头几天，小叶通过学生、教师访谈等形式，发现了一些问题，“曾经有学生几天不睡觉，早上出操晕倒的情况。”
这所学校的学生也有可贵的品质。他们会定期自发组织志愿者活动，到居委会打扫卫生，到图书馆整理书籍。尽管这些志愿服务活动有些“老套”，但学生们仍能长期坚持下去。
“为什么不能多发掘他们阳光向上的一面，让孩子们自信起来?”小叶想要改变同学们过度娱乐、忽视健康的坏毛病，但不能太“教条”，而要让同学们自己感受健康的重要性。
于是，她通过基层团组织资源，联系到辖区内的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脑瘫儿童部。现在，每隔一段时间，南湖职校二分校的学生们都会去那里为患儿提供陪护服务，感受“助人”的快乐，提升社会责任感，更逐渐懂得身心健康的宝贵。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了解到，如今，像小叶一样在街道、社区一线服务的青少年事务社工，上海已经有683人。他们除了在社区、学校提供服务，还会常驻大型市场、拘留所、看守所等开展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这批社工的职业上升通道也已打通。此前，预青专项组联合多个部门，为社工设计了职业资质认定、职业晋阶和薪酬制度改革等一揽子政策。上海市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办公室副主任许贝宁向记者介绍道：“上海目前已经有3批青少年事务社工晋升成为了中级社工，占社工总人数的30%左右，他们是我们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中坚力量。”
拔除“长期失业青年”隐患
校园里的青少年有专业社工“管”了，社区里的失业青年也同样有社工关心。2012年，市人社局、团市委共同启动扶持失业青年就业“启航”计划，每个社区的长期失业青年，都会通过人社数据库被转介到青少年事务社工那里，社工针对个案，逐个突破。
原定目标是，5年为8000名长期失业青年找到工作，目前，已有8400多人通过“启航”计划就业，长期登记失业青年人数减少26.6%。
要啃下这块硬骨头，各种艰辛曲折常人难知。长期失业的青年，必有其难言的深层原因，帮助这批人就业，难度极大。但如果让这批青壮年长期待业在家，会造成巨大的社会隐患。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杨浦工作站站长聂军就与“启航”计划的失业青年家庭接触过。“年轻人本身没什么技能，文凭又低，找工作很挑剔。”聂军介绍，转介到社工这里的，都是在人社部门沉淀了两三年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不仅年轻人本人挑工作，他们的父母也很挑，“家长觉得我孩子怎么说也是大学毕业，虽然业余大学之类的，但找个办公室文员当当总不过分。”
有一名听力不佳的女青年，大学本科毕业多年找不到工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她的母亲死活不肯给女儿办残障人士专用的、可以享受较多就业优惠的“小白卡”。家长的担心是，一旦办了“小白卡”，女儿就成了残障人士，影响她今后找对象、升迁。
此前，人社部门经多方协调，为女孩介绍过两份工作。第一个工作，妈妈到公司走了趟来回，拒绝了，“孩子听力不好，路途太远，不安全”;第二份工作，因为加班太多，也被拒绝了。
就在女孩母亲写好信件“吐槽”政府部门不用心、准备上访之际，她接到了青少年事务社工的电话。社工的特长是，“直击需求要害”、反复多方沟通、链接各界资源。如今，女孩找到了一份办公室文员的工作，用人单位拿到了雇佣残障人士的补贴，家长“对同事保密”的要求也得到了满足。
聂军告诉记者，上海家庭的失业青年就业要求较高，但政府部门能提供的岗位一般以绿地养护工、环卫工人等居多，这种时候，社工参与家访、沟通的作用就显现出来，“协调各方的利益，运用心理、社会学方法，使得各方都调整一下自己的期望值。”
上海市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办公室社工工作处处长吴志晖认为，这就是政府与社会合作联动的价值所在：“人社局为长期失业青年提供就业政策扶持、资源配给，专业社工发挥自身优势深入青少年内心世界，与他们和家庭建立专业关系，恢复个体和家庭的社会功能。”
社工全面参与涉未成年人家事案件
因父母离异、家庭冷暴力、家庭暴力等原因，遭遇家庭教育失衡的青少年，也是上海预青工作的重头戏。7月21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团上海市委签订《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完善青少年事务社工参与涉未成年人家事案件纠纷解决机制的合作协议》，未来，上海全市所有区级法院将全面引入社工参与家事案件调查、调解、心理疏导和回访观护。
团上海市委书记王宇说，现在，上海已将预青工作的预防关口进一步前移到“家庭”。
已经试点一年的上海静安区法院，拿出一组颇具说服力的数据。过去一年，该院少年庭全年共受理765起案件，其中733件为家事案件，家事案件中的196件邀请了青少年事务社工在法官的指导下参与调解，促进80后、90后离婚当事人和解撤诉以及调解成功率达到55.4%。
有数据显示，长期在家庭暴力或冷暴力环境中成长的孩子大约有56.4%的人成绩下降，20.8%的孩子不愿回家，12.8%的孩子性格扭曲甚至走上犯罪道路。大约有24%的女性犯罪源于家庭暴力。
一个基本达成共识的判断是——家庭是社会安定的重要子系统。一个家庭安定了，可以正向影响、织就本家庭成员及相关家庭和个人的安定网络。
静安青少年事务社工莫菲，前不久就帮助一名初三女生的家庭复合了。接到法院转介时，母亲吴女士坚持要与丈夫夏先生离异。她提交的诉状总共只有三行字：夫妻感情破裂，结婚16年里6年没有说过话，女儿小T的抚养权归自己。
莫菲的第一次调解以失败告终。吴女士强势，夏先生又不善言辞，小T则完全被强势的母亲引导，认为父母应该离婚，且自己应该跟着妈妈过。
第二次调解，社工拿出了“看家本领”。将小T和夏先生放在同一间屋子调解，吴女士则由另一名社工单独调解。单独面对女儿，夏先生勇敢表达了自己对孩子的关爱，“每天上下学都是爸爸接送你，有一次电瓶车坏了，为了准时接你，爸爸向隔壁邻居借了1600元买了辆新车;现在是冬天，你和妈妈盖着厚厚的羽绒被，爸爸把生活费全给了你们，自己只能盖一床夏天的空调被。”
这一次，小T扑在老实的父亲怀里哭了。她在随后的全家调解中，大胆地挑战妈妈的权威，“妈妈，你回家赶快给爸爸买一床被子。我不希望你们离婚，爸爸对我其实很好，我不想离开他。”
两周后，在小T的影响下，吴女士主动撤诉。但是，社工的工作并未就此结束。莫菲每周都会给小T打电话，毕业填志愿、学业困难、青春期情感问题，她都能为小T进行解答。6月中考后，小T被上海一家示范性高中录取。暑假，夏先生用自己省吃俭用存下的积蓄给女儿和妻子报了一个旅游团，让母女俩外出旅游。
李霞对社工介入家事纠纷的做法颇为赞赏，她认为，这种做法值得在全国推广，社工介入领域除了未成年、青少年事务，还可以扩展到反家暴、虐待疏忽老人、女童保护等领域，“社工参与的力量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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