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必知的新年习俗有哪些?
距离2016年新年越来越近,大家一定都很开心吧!为此查字典小学网为大家提供了小学生必知的新年习俗,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小学生必知的新年习俗有哪些?
话说鞭春
我国历来有许多迎春礼俗,其中源远流长的则要算鞭春了。
鞭春,也叫做打春、闹春,就是鞭打泥塑的春牛,意在表示春耕将临,希望牛儿尽力耕作,以迎来好的年景。根据《后汉书礼仪志》记载:立春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师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帻。立春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由此可见,早在汉代官府就已有鞭土牛的仪式了。
及至唐代,执杖鞭牛成为一项热闹的群众性活动,诚如冷朝阳的《立春》诗所云:玉律传佳节,青阳应此辰。土牛呈岁稔,彩燕表年春。每到立春前后,随着阵阵锣鼓和爆竹声,许多地方官吏鞭打春牛腹部,使腹内所藏五谷撒满一地,祈愿今岁好收成;围观的百姓们则竞相把春牛碎泥捧回家中,以求利于农桑,所以元稹的《生春》诗云:鞭牛县门外,争土盖蚕丛。何处生春早,春生冰岸中。
在宋代,鞭春之风更加兴盛,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称:立春前一日,开封府进春牛入禁中鞭春。开封、祥符两县,置春牛于府前,至日绝早,府僚打春,如方州仪周密的《武林旧事》谓:立春前一日,临安府造进大春牛,设之福宁殿庭;及驾临幸,内官皆用五色丝彩杖鞭牛吴自牧的《梦粱录》说: 街市以花装栏,坐乘小春牛,及春幡春胜,各相献遗于贵家宅舍,示丰稔之兆。当时,许多诗词都对其况作过描述,如苏东坡的《立春》词云:春牛春仗,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陆游的《春日》诗云:老夫一卧三山下,两见城门送土牛。贫舍春盘还草草,暮年心事转悠悠。
明清时期,各地都建起宽阔的春场,用来举行隆重的迎春礼仪,因而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提及:立春日,各省会府州县卫遵制鞭春。京师除各署鞭春外,以彩绘按图经制芒神土牛,舁以彩亭,导以仪仗鼓吹。春牛也常选彩纸糊成,腹中装满干果和五谷,由多名穿青衣男子抬出,舞狮、秧歌队伍伴随左右,一些地方官吏挥彩杖之际,常有这样的念词:一打一年平安,二打二满三平,三打三阳开泰,四打四季如意,五打五谷丰登,六打六合同春对于那纸质的牛,人们争着轻抚其脚,盖因民谚有春摸春牛脚,秋来收成好、摸摸春牛脚,赚钱赚得着之谓。
辛亥革命后,随着社会变迁,鞭春活动曾经式微;然而,每年印制的新历书首页仍常会出现一幅精美别致的《春牛图》,各种年画依然绘有栩栩如生的春牛身影。近年,鞭春作为民间新春风俗,又在不少地区重新亮相,并被赋予更深内涵;其中,内乡县衙博物馆还将打春牛作为文化旅游表演项目,而且它已列入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作者系市政协委员、中国散文学会写作中心创作员)
新年话剪纸
郑 瑛
每当新年将临,我国各地均有张贴剪纸的风俗。因为,剪纸总是以其独有的夸张和变形手法,通过择取花卉、虫鱼、鸟兽、人物、图案等题材,把人们的美好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把传统佳节装点得红火富丽。
在江南村镇,人们喜欢把剪纸贴在屋梁和门楣上作挂签;在北方地区,人们则爱将剪纸贴在窗户上作窗花,以增添过年的欢乐气氛。另外,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间,家里举行婚礼时,常贴红双喜窗花;民间刺绣的底样,也需要各种花样的剪纸。剪纸以它构图单纯、造型洗练、线条明快、形式优美的特点和题材涉猎宽泛的便利性成为我国流传很广的一种民间艺术。
剪纸有着颇为悠久的历史,其艺术渊源来自远古时代的图腾。人们借它或寄托希望、祈求幸福,或描绘生活、抒发情感。相传,汉武帝因极思念离世的宠妃李氏,曾请人用麻纸剪出李妃的像,此可算最早的剪纸作品了。我国新疆吐鲁番地区气候干燥,在出土文物中曾发现南北朝时期的对鸟、对猴等剪纸作品,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剪纸实物。唐代的诗赋和文字记载中,不少皆谈及剪纸,如杜甫的《《彭衙行》云:暖汤濯我足,剪纸招吾魂李商隐的《人日即事》云:镂金作胜传荆俗,剪彩为人起晋风白居易的《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云:疏流似剪纸,决壅如裂帛。由此可见,那时的剪纸艺术已经十分高超感人,而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还记载,立春日,士大夫之家,剪纸为小幡,或悬于佳人之首,或缀于花下,又剪为春蝶春钱胜以戏之。故在唐代,剪纸有小幡之说。而唐代民间则在初七日流行剪彩纸,所剪图案为花、树、鸡、羊等,皆栩栩如生。如初七这一天恰逢立春日,还会剪双彩纸。宋代以后,剪纸在民间流传更广,赵翼的《陔余丛考》记载:元初在苏州一带,久雨后,闺阁中有剪纸为女形,手持一帚,悬檐下,以祈晴,谓之扫晴娘。这表明,剪纸自古就寄托着人民群众的美好意愿。
由于地理风俗和审美趣味的不同,各个地区的剪纸在长期流传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郭沫若对我国南北剪纸作过这样的评价:曾见北国之窗花,其味天真而浑厚,今见南方之刻纸,玲珑剔透得未有,一剪之巧夺神功,美在民间永不朽。通常说来,南方的剪纸以准确细致、精巧秀丽而争胜,以江浙闽粤最负盛名;北方的剪纸则以粗犷豪放、刚劲有力而斗奇,以晋冀鲁陕最为著称。
新中国成立后,剪纸这朵古老的民间艺术之花,在艺术的百花园中越来越绚丽多彩,出现了大量优秀的单幅作品、组画、连环画剪纸等新品种,而且在国际上也享有盛名。随着人们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它将会更加鲜艳夺目。
(作者系九三学社文化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儿童博物馆馆长)
忆年画
张天民
年画是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文化部发表了《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年画被作为宣传党的政策和政绩的阵地。自此,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每一次变革与发展,大都反映在新年画中。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曾经占据了中国新年画创作的半壁江山,随着老一辈年画家的凋零,健在的也都进入了耄耋之年,为了了解新年画的发展轨迹,笔者采访了当年出版社年画编辑室前后两任室主任沈家琳、王伟戌与年画家马乐群。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前身是华东人民出版社美术编辑部(华东人民美术出版社)。1955年初改为现名,后新美术出版社与上海画片出版社相继并入,1958年,上海人美社成立年画编辑室,室主任为朱石基,副主任为徐飞鸿、应野平。下分三个年画创作组,分别由沈家琳、陈强、叶文西任组长。
据王伟戌与马乐群回忆,1955年上海画片出版社成立时,从当时上海的许多私人画室中挑选了不少学员进出版社,他们俩就是徐飞鸿从现代画室选出来的,那时上海滩比较有名的画室有陈秋草创办的新中国画室、 孟光创办的集体画室、哈定创办的哈定画室等。陆陆续续有不少人从画室出来后进入上海画片出版社。那时画片出版社有金梅生、谢之光、李慕白三个画室教授月份牌年画,当时沈家琳、王伟戌在金梅生画室学习、马乐群在谢之光画室学习。他们后来都是随画片出版社进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进社以后,他们享受和大学毕业生一样的工资待遇月工资48.5元。
文革以前,先后在年画编辑室工作过的创作人员有范振家、范林根、徐通潮、沈家琳、王伟戌、黄妙发、庞卡、沈绍伦、姚中玉、吴光华、 郑波、马乐群、黄振亮、陈强、金铭、谭尚忍、瞿国梁 、韩敏、江南春、吴性清、陈菊仙、刘王斌等。
出版社为了提高年画创作水准,聘请了上海滩上享有盛誉的月份牌名家金梅生、李慕白、谢之光来为创作人员上课辅导,有十余人在三位门下学习。又聘请知名国画家唐云、江寒汀、张石园、张大壮等,西画家颜文梁、李咏森等来授课。全面提高学员创作能力。
当时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年画佳作频出,除了出版社专业的创作人员外,还拥有一批贴近群众生活、熟知群众喜好的特约作者,其中不乏名家,如李慕白、金雪尘、金梅生、谢之光、章育青、忻礼良、张碧梧、杨俊生、魏瀛洲、杨馥如、谢慕莲、吴哲夫等。那时,年画作品一印就是几十、几百万张,影响之广,发行量之大,现在听来,令人咋舌,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有些作品至今还被很多读者反复传颂。
特约作者中的名家每月由出版社发给生活津贴103元(相当于当时的文艺十级),其他人为80多元,画出的画作采用后另外支付稿酬350元550元,年终还有印数稿酬。那样的收入在当时可是非常不错的了。那些社外特约作者享受着优厚的津贴和稿酬,创作热情十分高涨。像李慕白先生这样的高产画家,一年可画十多张,而且精品迭出。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创作黄金时代在文革开始后就结束了。文革时,出版社停止向特约作者组稿,开始还发生活津贴,不久也取消了,那些年画作者逐渐陷入困境。谢慕莲先生后来在轻工业进出口公司找到画出口风景油画的差使,并介绍给几位同道。幸亏李慕白先生擅长此道,在他的辅导下,大家依靠画风景画来渡过难关。一直到文革后,才恢复了这部分作者的待遇,他们每个月末到出版社来领津贴或讨论选题,中饭则到福州路的杏花楼用膳。
年画创作一直重视中国老百姓的审美习惯,群众对西洋油画那种明暗分明、笔触明显的画法不习惯。年画采用大平光的明暗处理,画面鲜亮阳光,符合大众的欣赏习惯。
出版社年画作品的选题一般由作者自己提出,再由编辑部根据市场调查反馈情况作筛选,一旦选题确定之后,作者要根据选题深入生活,有时要与表现对象同吃、同住、同劳动,以便抓住其最生动、最感染人的瞬间。月份牌年画的人物形象要求真实细腻,画家有时为了刻画对象细节到位,常常在创作时还会请人帮忙穿上服装,摆出姿势,拍好参考照片。当时的照片大多是黑白的,色彩效果要靠作者自己的经验来解决。
李慕白先生有很深的西画功底,他常常用粉画或油画的方式去写生,和一般画家不同。他绘画技法高超,画画的时候,不用调色板,直接把颜料挤在画布上,多余的颜料用来画背景,正好用完。他画人物肖像的能力特别强,而与他搭档的金雪尘则对画面掌控与背景设置有超强能力,所以他们这一对创作绝配,共同合作了很多在美术史上可以留下精彩一笔的经典作品。
年画作者平时很注意观察、注意积累素材,生活中平凡的景物都可能是画家创作的源泉。沈家琳画的《做共产主义接班人》就是在北京出差时,在天安门广场看到少先队员举行队日活动而突然迸发的灵感。少先队员的形象是从上海延安路小学找到的,其中左边一位穿红裙子的女孩子后来成了公安干部,和他保持了很长时间的联系。王伟戌画的《我们敬爱毛主席》就是受毛主席1959年回韶山母校的照片之启示,毛主席的形象是参考了资料照片,少年儿童的形象是通过小学生真人写生、拍照的。马乐群画的《胸怀祖国,攀登高峰》是描写中国登山队员首次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情景,那位手举国旗的运动员的原型是拳击冠军,画面中牵涉到的道具,画家还曾专程到北京参考了实物。作者没有登顶的经历,山顶是个什么样子,需要查找大量资料,要做到笔笔有来历,绝不是想当然的结果。
一张画从提出选题到画成,一般需要花费三个月左右时间,慢工出细活,精益求精。这些精品之作,不但取得了极好的经济效益,也有相当的社会效益。李慕白、金雪尘创作的《女排夺魁》获全国年画展览一等奖;沈家琳画的《做共产主义接班人》获得了第三届年画创作二等奖,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马乐群画的《金杯红花传捷报》获第六届全国美展佳作奖。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大环境与读者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表现形式的年画已风光不再。对此现状,众多年画家们感到茫然。尽管社会上还有相当数量的年画粉丝,还有人专门搜集、收藏老年画并建立了收藏艺术馆,然而,年画的出路究竟在哪里?这一画种还有生存的空间吗?
值得欣慰的是,随着各地将传统年画、新年画等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成功,政府有关部门已开始在为中国年画的传承作出许多具体的决策,民间也有不少智者提出传承、发展的建议,比如抓紧录制老一辈年画家的影像资料和技法资料;在纪念馆、美术馆介绍年画的历史,展示经典年画作品;对民间年画的收藏作一些学术支持......
不过我们觉得,在中国人的年文化继续经久不衰、如火如荼的今天,在群众中有广泛认知度的年画,以它承载人民祈福迎新、吉祥喜庆,期盼、憧憬美好生活的本质元素,应该仍可找到属于它的一片天空。只是,如何将这些本质元素在当前的世界语境下,以现代读者所乐于接受的现代年画语言来作解读和表达,倒是值得好好思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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