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点半”难题引热议 好政策要先“落地”再“生根”
小学生放学早，双职工家长接送难的“三点半”难题，是近年来家长们关注的热点。今年全国两会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表示，教育部将继续推动“三点半”工作，“政策红包”将更加厚实。
其实，早在2017年3月，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各地中小学主动承担起学生课后服务责任，在保障学生安全的前提下，开展丰富多样、有利于学生全面成长的活动。
《意见》印发后，南京市探索了“弹性离校”模式、北京市由政府买单解决课后“三点半”难题、上海形成了校内晚托班并采用“公益兜底”模式等。截至3月，已有25省制定了措施缓解“三点半”难题。
这些惠民举措受到百姓的称赞，大大提升了家长的幸福感。但是问题解决的过程中，地方教育部门也遭遇到不少新问题，需要用创新思维、集多方力量，才能让这项惠及千家万户的民生工作更持续稳定。
学校办“托管”
新任务遭遇新难题
根据笔者对来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进修的局长和督学的调研发现，由于地区差异、城乡差别和政策执行环境的复杂性，很多地方出现了由解决“三点半”难题带来的新问题。
教师负担增加。一些局长反映，由于学校下午三点半至六点半托管学生，教师的劳动时间延长，导致教师疲惫不堪。在实际工作中，中国的中小学教师负担不轻。调查显示，中小学教师每周的实际工作时间平均值为54.5小时。
在这样的工作状态下，教师还需承担课后托管工作，有些学校还开设了不收费的兴趣班。结果就造成了教师从早忙到晚，“有的人连口水都喝不上”。有局长认为，像这样过度延长教师工作时间，影响了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也造成了学校工作难以持续开展。
教师收入差距拉大。在很多实现了课后托管的地区，都采取了政府出资或家委会筹集资金、补贴学校的模式。一般而言，都是按照生均标准兑现经费，同时，学校也按班级人数兑现对教师的补贴。因此就出现了一个新现象：部分地区规模大的学校，参与学生多，负责托管的教师收入就高，有教师每月能增加两千元的收入;反之，规模小的学校负责托管的教师收入就低，有的教师每月仅增加几百元。因为课后托管拉大了教师收入差距，成为校长、地方教育管理者的新难题。
此外，有一些地区，还有寄宿制学校。相对走读学校，寄宿学校的教师付出更多，承担的管理工作更加繁重，但却没有增加相应的补贴，也形成了新的教师收入差距问题。一些寄宿制学校的教师，对此意见不小。
学校负担增加。学校是课后服务的主体，但这也增加了学校的工作难度和安全管理的责任。有局长发现，为了减轻负担，有个别学校出现了劝退学生的现象。有学校的班主任会动员家长尽量安排孩子到课外托管机构或回到家中。在学校的“努力”下，有些学校参与课后托管的学生比例不足10%。
午休托管等问题出现。有些地区不存在“三点半”难题，而是午休托管的问题。例如，青海某地区小学学生中午12点放学，下午的课程两点半开始。学校的作息时间虽然与其他企事业单位同步，但还是有一部分学生无法回家，中午只能去午托机构吃饭、休息。“三点半”政策出台后，有家长提出，希望政府也能解决午休托管问题。
对这样的要求，有教育局长认为，类似小饭桌的午托机构需要规范管理，否则容易出现食品卫生、消防安全等方面的隐患。地方教育部门应该按照相关文件精神，对市场加以规范和治理。但要学校承担起午休责任，难度确实不小。
破解新难题
学校社会家长齐努力
在调研中，教育局长们普遍认为“三点半”难题是一个社会问题，但是教育部门不能推卸责任，要将能做的先做好。
学校应创新课后服务内容和形式。课后服务也是学校育人的重要渠道，应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目的。北京早在2014年就出台了《关于在义务教育阶段推行中小学生课外活动计划的通知》，规定各区学校每周要安排不少于3天的课后1小时的体育、艺术、科技等社团活动。吉林长春自2017年开始实行“蓓蕾计划”，每周5天在学校正常放学后延长90分钟，先安排学生做完作业，然后进行体育、艺术、科技、阅读等特色活动。
教育行政部门应创新课后托管模式。《意见》提出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财政补贴”等方式对参与课后服务的组织和个人给予补助。在这一管理模式倡导下，很多地区采用“政府购买服务”或“家长委员会委托”的方式为学生提供多元化的课后服务内容。
青岛市采用“学校家委会主导、学校参与配合”的模式;广州天河区引入有资质的校外培训机构为学生开办兴趣课程与托管服务;北京朝阳区与社区青少年教育培训中心合作，协同整合社会培训资源为学校开设兴趣班。
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课后托管。“三点半”是教育中出现的问题，更是社会问题，需要社会各界的努力。宁波市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建立了全国第一所“四点钟学校”，依托少年宫和网络空间进行积极探索。
厦门自2008年就开始探索“四点学校”。此后，成都社区教育学院也与社区合作合办公益性托管班。这种模式是由社区出场地、筹集资源，接纳辖区学生，开展的管理服务和兴趣辅导，对辖区青少年免费开放。
此外，地方还可以利用图书馆、文化馆等资源。日本中小学生自己上下学非常方便，学生3点放学后，可以去免费的“儿童馆”、厚生文化会馆、地区图书馆等。这些机构离家较近，且覆盖率高，一般营业至晚上6点左右。
制度待健全
为学校免除后顾之忧
调研中，局长们普遍担心的，就是因为课后托管带来的一些问题，比如安全问题、家校纠纷等，都害怕“好心”不一定能办成好事。对此，从教育内部来讲，应做好安全管理、绩效分配与督导工作。而从外部来说，公安、民政、社区等相关部门都应给予更多支持，这关系着民族的未来。最重要的是，家长也要对学校多加理解。
安全管理是做好课后服务的前提。在学校层面，学校不但要规范课后托管的登记、考勤、监管、交接班制度，还要制定应急预案措施，保障托管学生安全。在区域层面，一方面教育行政部门要对学校完善安全管理制度进行指导和检查;另一方面还要积极争取政府支持，统筹各类资源，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比如，教育行政部门要与公安、消防、食药监等部门，形成联动机制。
北京大兴区课后延时服务采取教师签字交接、家长签字领学生的制度。南京采用信息化管理平台，学生用二维码签到，家长通过手机APP了解学生签到情况并确认接孩子回家。
绩效分配是鼓励教师参与课后托管的动力机制。在补贴发放方面，地方教育行政部门需要发挥统筹功能，避免出现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应科学核算课后服务工作量和人数，在保证相对均衡与有效激励的情况下，对参与课后服务的学校进行补贴;行政部门也可以给学校更多政策执行空间，由学校自主决定教师的绩效分配。
教育督导要跟上。教育部一再强调，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各学校要精心谋划、科学合理配置内容，而不是“补课”。督导部门应将课后托管作为责任区督学常规督导的一项重要内容，还可以对此进行专项督导，将这项指标纳入中小学考评体系。
南京市从2017年开始，每年9月底前对各区“弹性离校”工作进行年度督查，督查结果与市级奖补挂钩。同时南京市教育部门还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对群众满意度进行调查，将这项工作纳入全市民生幸福建设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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